胃癌免疫药物治疗

肺癌免疫治疗前后生物标志物变化探索与治疗优化

近年来，肺癌作为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前列的恶性肿瘤，其治疗方式的革新备受关注。特别是免疫治疗，尤其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应用，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希望。然而，免疫治疗的效果因人而异，如何精准预测并优化治疗效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探讨肺癌免疫治疗前后生物标志物的变化，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实际指导意义。

一、生物标志物在肺癌免疫治疗中的重要性

生物标志物是指能在血液、体液或组织中检测到的生物学特征，用于指示疾病状态、疾病进展或治疗反应。在肺癌免疫治疗中，生物标志物不仅帮助确定患者是否适合接受免疫治疗，还能预测治疗反应和预后，为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

目前，已有多项研究揭示了多种生物标志物在肺癌免疫治疗中的作用。其中，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作为最早被确认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在免疫治疗中的价值已被广泛认可。然而，PDL1的表达水平并不能完全预测所有患者的治疗反应，这促使研究人员继续探索其他潜在的生物标志物。

二、肺癌免疫治疗前后的生物标志物变化

PD-L1的变化

PDL1在肺癌组织及循环系统中的表达水平是评估免疫治疗疗效的重要参考。研究显示，免疫治疗前PDL1高表达的患者，其治疗反应往往较差。然而，也有部分PDL1低表达或未表达的患者对免疫治疗产生了良好的反应。因此，单一依赖PDL1表达水平作为预测指标存在局限性。

循环生物标志物如血液PDL1（bPDL1）的检测则提供了更为便捷、无创的评估手段。研究发现，免疫治疗过程中，bPDL1的动态变化与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例如，治疗后bPDL1水平显著下降的患者，其生存期往往更长。这表明，bPDL1不仅可用于预测免疫治疗疗效，还可作为治疗过程中疗效监测的指标。

肿瘤突变负荷（TMB）的变化

TMB是指肿瘤基因组中体细胞突变的数量，这些突变产生的新抗原可被免疫系统识别并引发抗肿瘤反应。高TMB通常意味着肿瘤具有更多的免疫原性，因此对免疫治疗的反应可能更为敏感。研究发现，免疫治疗前基线TMB较高的患者，其免疫治疗疗效往往更佳。然而，由于TMB的检测方法多样且成本较高，其作为常规预测指标的应用尚需进一步验证。

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DNA（ctDNA）与bTMB的检测为无创、便捷的TMB评估提供了可能。研究表明，ctDNA水平在免疫治疗过程中的变化与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ctDNA水平显著下降的患者，其临床获益往往更为显著。

免疫细胞浸润与炎症指标的变化

肿瘤微环境（TME）中的免疫细胞浸润状态对免疫治疗疗效具有重要影响。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TILs）如CD8+ T细胞、调节性T细胞（Tregs）等的数量和功能状态可反映TME的免疫活性。研究发现，免疫治疗前TILs浸润水平较高的患者，其免疫治疗疗效往往更佳。

此外，炎症指标如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和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也可作为免疫治疗疗效的预测指标。这些指标易于从血常规检查中获得，具有经济、便捷的优势。研究表明，免疫治疗前基线NLR和PLR较低的患者，其预后往往更好。

三、生物标志物变化对治疗优化的指导意义

基于上述生物标志物的变化，我们可以对肺癌免疫治疗进行更为精准的优化。首先，通过联合检测多种生物标志物，如PDL1、TMB、TILs浸润水平及炎症指标等，可以构建更为全面的预测模型，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其次，根据生物标志物的动态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例如，对于PDL1低表达但TMB较高的患者，可优先考虑免疫治疗；而对于治疗过程中bPDL1水平显著下降的患者，可继续维持免疫治疗并加强监测。

此外，生物标志物的变化还可用于评估免疫治疗的毒性反应。例如，通过监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相关生物标志物的变化，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毒性反应，保障患者的安全。

四、结语

肺癌免疫治疗前后生物标志物的变化研究为优化治疗方案提供了重要依据。通过联合检测多种生物标志物并关注其动态变化，我们可以更精准地预测治疗反应和预后，为肺癌患者提供更为个体化的治疗策略。未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技术的进步，相信会有更多有价值的生物标志物被发现和应用于临床实践中，为肺癌的治疗带来更多希望和可能。

刘延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